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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老师们
来源: 作者: 日期:2019-09-10  报料热线:86598222

  我的一生,经历许多许多好老师。

  1956年,在市二中上高中。班主任张文翰先生,原是大律师,到中学改教历史。他治学严谨,有一次讲法国大革命,不照本宣科,分析雅各宾派专政,对罗伯斯庇尔,对丹东,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,而是依据史实,具体分析。我明白了,历史要讲真话,历史要还原真相,历史要讲辩证法。我的历史观,由此启蒙。

  在南大,洪诚教授亲自向大一的学生传授古汉语,讲古文选著。有一次,讲《左忠毅公逸事》,洪先生脱口就背,背到“(公)则席地倚墙而坐,面额焦烂不可辨,左膝以下,筋骨尽脱矣。史前跪,抱公膝而呜咽。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,乃奋臂以指拨眦;目光如炬,怒曰:‘庸奴,此何地也?而汝来前!国家之事,糜烂至此。老夫已矣,汝复轻身而昧大义,天下事谁可支拄者!不速去,无俟奸人构陷,吾今即扑杀汝!’因摸地上刑械,作投击势……” 时,洪先生动容了,始则断断续续,继而泪流满脸,情不自禁。他是朴学大师黄侃先生谪传弟子,他的专业学问在江苏无人可及,在全国也廖廖无几,但那一刻他显然为左光斗的慷慨大义感动了,他和作者方苞的心是相通的。在那一刻,我们顿悟,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家国之情、民族气节和担当是代代相承的,是溶化在血液里的,是铭刻在心间的。中国传统说“道德文章”,道德是第一位的。以后,我在中学教此文,也有洪先生的这份感情,常常想起洪先生。

  师长们对我的爱护,是无微不至,切切于情。我时时感受,仅举两例。

  我虽讷于言,但从小学起作文就很好,经常被老师拿去示读,因而语文老师都很关切我,我也常常为之得意。高二时,语文课换了代课的冯老师,他大慨有些历史问题(据说后来昭雪了),他不苟言笑,学问根基很好,尤其国学,有一股儒气,但当时我们不了解。他第一次批我的作文居然打了“中”,以前我的作文都是“优”或“优加”,冯老师评语只有8个字:文章不能以辞害意。我愤然,大恚,认为农村来的塾师不识货。我不找他,他也不找我;我以后写作文,依然如故,他也打分和评语依然如故。直到他要离开了,他把我的作文本亲自交给我,这一次,不打分数,也没有评语,夹了3页他手抄的姚鼐关于“义理、考证、文章”的论述,用毛笔书写,刚劲有力:“鼐闻论,学问之事有三端,曰义理也,考证也,文章也。是三者,苟善用之,则皆足以相济,苟不善用之,则或至于相害……”冯先生显然高估了我的文言文水平,用原话相赠。好在他细心地在第一页上端加了几个字:文章即辞章,此“辞”非“词”也,汝文弊在辞法不严。我翻来覆去揣摩,囫囵吞枣,总算有点明白。我的作文,不喜欢用所谓的优美词语,而喜欢描写细节,有时为了表达某一细节或引用,不惜加大段文字上下呼应,文章粗看能带过去,但实际上影响了主题的表达,对应试作文的得分影响很大。冯先生一眼看到我作文的病根,屡屡警示,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。第二天课后,教室门口,他招招手,我跑过去,他简单地问:看了?我答:看了。他又问:懂吗?我点点头。他拍拍我肩,微微一笑,我都没有来得及说感谢话或请教话,他飘然而行。自此师生两别,再未相见。冯先生实际上知道我在校内文名,警示以助我。淡淡如水,其实关切之情深似海。

  我入大学,班主任是后来名震全国高校的叶子铭先生(后任国务院社科第一召集人)。叶先生是福建才子,恂恂儒雅,我敬畏他,又不敢主动接近他。有一次中午,我从食堂出来,叶先生远远在食堂外踱步,学生们拥上去,先生挥手令去。待他们走后,叶先生才招手呼我,我赶紧跑过去,叶先生说:“你家里困难,你父亲写了信给我,我会处理的,你安心学习。”说着,按按我的手,让我镇静。这是一件小事,但叶先生却心细如发,他没有叫班干部通知我,也没有在下课后叫住我,而是自己饿着肚子在食堂外等我。这是叶先生知道我胆怯,尊重我、爱护我。

  几十年过去了,师长们大都仙逝,我亦垂垂老矣。回忆往事,历历在目,如在昨日。师长们的教诲,我终身铭感于心,他们教我如何做人,如何做学问。一代又一代的良师,孕育着传承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和教育,这是中华文明昌盛的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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